沈从文小说《丈夫》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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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穷着生，屈辱着活
    余荣虎、何希凡等将小说的主旨归为“ 贫穷” 与“屈辱”[2]。
    论者着眼于文末注明的几个涉及到文本创作流变的时间：《丈夫》初作于一九三零年的上海，修改于一九三四年的青岛，重校于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在这几个时间的变动里，从初作到修改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意向，重校只不过是在流动的岁月中对文本进行一次大审核，对于初作四年后的修改，沈从文或多或少改写了对乡土关怀的厚度。
    在讲述老七和他丈夫的故事之前，小说先用冷静的叙事方式叙述了黄庄众多青年夫妇的惨痛人生：“地方实在太穷，一点点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半”，导致村民一年中有一个季度得靠着“红薯叶子拌和糠灰拌和充饥”[7]（P31），即便如此日子也难以维持。贫困与死亡就像两把合而为一的利剑悬挂在人们的头顶上，将黄庄青年妇女逼上了去城里“做生意”的道路。这种挣扎的生存方式已历时很久并演化成一种常态，部分女性的青春、淳朴和魅力被屈辱辛酸的岁月洗去了，然而又会有更多更年轻的妇女替补到这支“做生意”的队伍中来：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的青年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就这样屈辱地活着[8]。这种生存并不局限于黄庄，黄庄只不过是沈从文先生于沉寂无声的乡土世界里所截取的某一个叙事视点，老七和他的丈夫只是众多青年夫妇故事里的冰山一角。然而，乡土生命却一直忍受着这非人的遭遇，这般沉痛而屈辱的人生竟在广袤的湘西大地上波澜不惊。把妻子的使用权让渡出去，自己在黄庄守着几分薄田寡地。这却成为了一种约定的习俗，传承下去，这是湘西大地的悲哀，是乡土文明的悲哀。
“作者通过一个年轻的乡村丈夫在探访妻子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展示乡土生命在贫穷与屈辱双重挤压下的心灵痛苦，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体生命尊严的苏醒与复归”。[9]沈从文对乡土的关怀并不像鲁迅那样直抵历史文化的深坑，而是将目光锁定再造成乡土生命屈辱的社会原因，在现代 “文明”输入下，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形态遭受巨大的挤压，乡民只能在挤压下承受着极度贫穷、屈辱与悲哀。地方实在是太穷了，整年劳作，连最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可是，就在三十里外的城里，只要妻子把每月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乡下丈夫，他就可以把日子过好了。城乡生活的差距显而易见，这种差距除了乡村自身因素外；当然也离不开政治性因素：腐败的国民政府，贪官横行，赋税繁重，内战不断，外敌入侵。这些无不冲击着乡土，使原本沉静的乡土变得浮躁起来。沈从文感慨“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0]（P4）若把丈夫在城里这三天两夜的所见所闻，看作是对丈夫心灵和人性尊严的蹂躏，那么我们就能领略沈从文所表达 “隐伏的悲痛”的含义。
    二、城市与乡村的冲突
    曾一果等提出了“乡村与城市的冲突”[5]说。
    从《丈夫》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来看，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我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时期。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极为突出。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日渐解体，以工业和城市化为主流的现代社会逐步形成，传统的自给自济经济逐渐瓦解。外商企业的入侵，外资产品的输入，惨烈的殖民掠夺，外加政府腐败，社会动荡，战火纷飞，导致了许多农民破产，被迫离开土地，进军城市。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曾一果以其独特敏锐的眼光觅出了《丈夫》这篇名作是以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冲突为视角。“丈夫”作为乡村文明的代表，未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带着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走访妻子。在访妻的两天两夜里，体验到了城市文明新鲜事物“哈德门香烟”“三元里的戏”等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及心理带来极大折磨与摧残。最后，“丈夫”因为与城市文明的格格不入，城市文明并没有在物质上富足于他，反而给他带来精神、心理双重摧残。于是在大觉大悟之时，他带着妻子回到生他养他的湘西黄庄。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繁荣”，骨子里的乡村却因此而腐朽退化和坠落了。[11]这显然是人类进程中一个深层的社会悲剧。
    三、寻找丈夫，找回爱情
    宋桂友则把小说的主题归结为“寻找丈夫”[4]。寻找丈夫在深层次意义上是沈从文对现代世界形象化的认识。寻找丈夫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通过寻找丈夫，来寻找善良、质朴、单纯的“原乡”文化。原乡找回来了，那么原乡里的爱情也就回来了。文章以“丈夫”这一身份入手，从丈夫把妻子“老七”送出“做生意”始、到带妻回终。把这一过程，切割为三小部分：丈夫身份的丢失、寻找丈夫、寻找原乡同时也寻回爱情展开论述。
    对于丈夫身份丢失，宋桂友给出三个理由：一是在黄庄，丈夫把妻送出做“生意”起，他们只有夫妻的名分；二是照规矩只有逢年过节，夫妻才能相见，可见丈夫权利丢失；三是夫妻俩团聚时应该是小别胜新婚，可妻子却在做“生意”。对于丈夫为什么要把妻子送出去做“生意”，导致丈夫不是“丈夫”的原因，论文也给出了两个解释。一是贫穷，不管你多么勤劳，在湘西贫乏的土地里，也种不出好的庄稼来。即便在风调雨顺，上天眷顾，可那繁重的税赋，一年辛劳，二分之一的征缴，一年中得有四分之一时间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日子还是很难过下去。在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出去做“生意”成为了一条活路。二是习惯，黄庄里这样的家庭很多，人们都习以为常，约定成俗。
    在寻找丈夫身份的过程中，丈夫的心理变化极为复杂。分别为：心理接受、初步觉醒、大侮辱带来大决绝。心理接受主要是体现在他探妻的第一晚，丈夫的举手投足间，无不表现了他对妻子行为的接受，在思想上也是完全接受。所以说，在此阶段里，丈夫并未察觉自己丈夫身份的丢失。初步觉醒是在与水保的交流后发生的，在以水保的交流过程中，初时是愉悦的，可在水保离开时撂下的一句“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7]（P37）这句话时刻纠着丈夫的心，致使乡下种田人的脾气上来，外加饥饿捣腾，丈夫觉醒，并做出有限的反抗，离开、柴火扔掉、生闷气。大侮辱带来大决绝，在探妻的第二晚，醉酒兵士粗鲁的话语，还有那巡官的过细审查。醉酒的兵士是在不知丈夫在场的情况下对丈夫的侮辱，这是间接侮辱。丈夫默默承受，心在煎熬，可巡官水保之类人，当着丈夫的面说要考察老七，这是对丈夫的侮辱，对丈夫权利之剥夺。丈夫经历了连番的侮辱与权利的被剥夺，积压的怒火终于被点燃，反抗情绪的大爆发。决定明早就走，绝无回旋余地，当妻子把昨夜挣来的钱交付于他时，丈夫却把票子撒到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此时此刻的钱已不是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而已演化成为侮辱和欺凌他的象征。这时刻丈夫态度决绝，两夜三天的经历，他彻底觉醒，并竭力抗争。丈夫身份的寻找到此结束。
    最后把妻子带回，就寻回了爱情，也就寻回了原乡，有妻在的家才成家，家完整了，原乡文化才能传承延续。
    四、供奉着“人性”
沈从文先生在他《习作选集代序》中曾明言：“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0]（P5）“人性”是沈从文先生小说常探讨的问题。赵慧芳认为沈从文先生在城乡两种生活态度体验——城市里的淫糜、矫饰、虚伪；乡野的单纯、朴素、真诚——的大比拼中，在这美丑、善恶、真伪的对照中，让《丈夫》中的老七夫妇回归乡野，完成了自然人性的觉醒与重组。因此，《丈夫》的主题是对乡野淳朴、真诚善良人性人情的觉醒、追求和守护。[12]朱栋霖[1]、王成[13]等也撰文表达了类似观点。
    五、结语
    文章以《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例，对关于沈从文小说《丈夫》主题的不同阐述加以检讨，分享着他们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丈夫》主题，都能自圆其说，让人脑洞大开。《丈夫》之所以能被称为文学经典，是因为作品所带来的深刻思想以及文化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更而被遗忘、抹灭，反而一直被传阅、解读、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读者时隔十年甚至百年，还能从作品中找到某种隐含的规律，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有启发与警示作用，例如某个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迫于生计，走上了沅江码头做起“生意”——卖身为妓——这样的现象与问题仍然会长久存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个人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2010）研究”[编号：13YBA300]；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个人观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2010）[编号：15A178]”。）
    注释：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余荣虎，何希凡：《“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从<丈夫>看沈从文的乡土关怀及其文学意义》，名作欣赏，2007年，第07期，第10-15页。
[3]张鑫，施军：《人性不灭的神话——析沈从文<丈夫>中的原始爱情命题》，名作欣赏，2007年，第11期，第40-42页。
[4]宋桂友：《寻找“丈夫”——沈从文<丈夫>赏析》，名作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