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笔下的都市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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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场——布满荆棘的忧伤路
    当下女性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然而，当男女“平等”地站在所谓同一起跑线时，也就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进行残酷的生存竞争，女性和男性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要接受社会选择的优胜劣汰，而这个“游戏规则”往往是由男性制定的，其背后的性别不公平处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存在于法律层面上的这种所谓“男女平等”，似乎使女性陷入了一种更为尴尬的境地，像一个忽然失去了保护屏障的斗士，需要直接面对周遭的困扰和磨难。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成功，自然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遭遇爱情》中，徐坤讲述了一对男女在一场商战中的斗智斗法，最后以女性失败而告终的故事。不用说，这是一个物质化了的时代，视感情为儿戏已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精明的世俗男女们早已给爱情蒙上了一层面纱，将爱情作为获得金钱利益的一种手段。小说中男人岛村出场时已是一个对一切都失去兴趣的人，“金钱早已严重破坏掉了岛村对女人的兴致，连同他对美的鉴赏也一道给摧毁掉了”[1]，然而，前来洽谈业务的梅小姐却美丽优雅，悦目可人，虽然他明明知道她负有经济使命，但他们的交往还是在精明地计较着各自得失中暧昧地进行着。岛村沉浸在绮色的冥想中，梅小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精心谋划了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梅小姐宴请岛村，以自己的乖巧可人、善解人意使得对方大有知音难觅之感，又在下榻的宾馆里以女性的哀怨动人、楚楚可怜打动岛村而将订单的价码压低了三万元。第二天在岛村家里签合同时，岛村意欲得到爱欲的报偿时，没想到对方却甩给他三千元回扣来结束这场游戏。“岛村忽然觉得有些无措，有些语噎，有些空落”。[2]有意味的是故事的结尾，岛村在空寂的屋里呆呆坐着，遥想拿上合同的梅女士可能已经兴冲冲地奔向老板处报捷时，他拿起电话告知对方所购买的影带只有复制权而没有发行权。“听筒里一时寂静无声。岛村似乎可以看到梅那欲哭无泪的眼神。”[3]商场的这场男女之战，尽管梅女士机关算尽，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在她精心织就的充满柔情蜜意的网中，男人还是故意留了一手，最后在达不到目时给了梅以致命一击。
    在徐坤看来，在物欲横流的职场上女性若想独善其身而仅凭心智打赢这场“战争”谈何容易，恐怕还要做好遭受更多挫折的准备。在当今社会，女人虽然不再被冠以“弱者”的称号，平等面纱下掩盖的却依然是弱者的实质，男人往往首先看到的还是女人的性别，男人也常常以性作为交换实利的砝码，在这个男女两性尚未实现真正的平等、男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要想保持一份自尊和骄傲，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可谓难上加难，要比男性付出成倍的努力，甚至是以泯灭自己的本性为代价。
    《如梦如烟》中就描写了一个白领女性的人生遭际。刚过而立之年的佩茹是他们机关里有处长头衔的最年轻的人，且种种内通外联的暗示表明，她距副局一级的位置只有咫尺之遥，这是大多数人甚至许多男性羡慕、追求的目标，她却在不算太久的时间里举重若轻地实现了。佩茹身处这样的男性世界，为了争得一席之地，更多的时候只能泯灭自己的性别，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当成一个个中性符号，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符号的效益。“在机关里她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中规中矩的。在她所处的那个系统里，部门之间都是按一套固有的机制运行，个人的行为已经是事先预设好了的，一举一动都容不得出半点偏差。至少，在严于律己又略显刻板的年轻女干部佩茹那里是这样。”[4]这种机械的机器运转般的生活逐渐磨损掉了佩茹的女人天性，情感慢慢变得粗糙和僵硬，以至于当她参加一个自由奔放的聚会——女友于薇的沙龙时，竟觉得有些尴尬和无措。事业成功的女主人公佩茹，她的家庭生活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丈夫对她漠不关心，甚至连主动的示爱也得不到任何回应，一般意义上的家庭的温馨和女人的幸福对于她来说，仿佛是一片空白。于是，一直被外界与自己共同压抑着的她，终于有一天把持不住，与下属马悦发生了一夜情。但是这种久违的情感体验所带给她的并不是全新的欢喜，而是在清醒之后更大的压力和更自我的思考，因此，一夜情之后她很快做出了清醒的选择——坚决调走马悦——以牺牲个人的感情来保证和换取仕途的平坦。即便她同样清醒地知道这样做便意味着她又一次要恢复死水般的生活，但她仍然毅然决然地摆脱了自己情感上的犹疑。
    佩茹的遭际，使人们不能不对这个刚刚年过三十，却已经丧失了青春活力、脱离了时尚圈子的年轻女子产生几许同情，同时引发更多的思考。虽然人们佩服这位女强人不让须眉的能力，但这样一个被“雄化”了的“女性”形象，展露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女性在其职业化的过程中也在被“非”女性化着，当众多的职业女性为了事业的成功而不断克服女性的柔弱和脆弱的时候，她们为了取得社会的认可而不断丧失着的，恰好就是女性原本的那些感性、情趣与美好。
    二、爱情——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这些在职场费尽心力、苦苦拼搏的都市职业女性，她们的爱情往往也是不圆满，走出去的娜拉们在徐坤笔下想重新寻得那一份温暖，最终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结局。《厨房》中的女主人公枝子耐不住日常生活的平凡，不甘于相夫教子的琐碎，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庭，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经过多年痛苦的打拼，枝子成为商界远近闻名的一枝新秀，然而“她这颗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地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5]恰好在她发现了婚姻、家庭、爱的重要并对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巨大渴望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视野，也走进了她的心里，让她在爱情的引发下形成了内心深处对失落的人性、爱和家庭的汹涌回归。于是，在一个骤雨初歇的夏日傍晚，商界女星枝子主动来到了画家松泽的厨房里为庆贺他的生日献艺，煞费苦心地经营着自己的肢体语言，意欲用满腔的柔情蜜意网罗住厨房的男主人而成为它的女主人。枝子刻意营造着温情缱绻、浪漫暧昧的气氛，希望在这个烛光摇曳的夜晚能让自己的爱情有个着落，但结果却事与愿违，那个男人并不想跟她有爱情乃至婚姻上的某种联系，感情在男人那里可以作为一种游戏，却决不能当真。因此当男人洞察了她的目的时，便不露声色地开始了逃避……女人的希望彻底落空了，可怜的枝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缘何落败，夜风中陪伴她的只有那袋垃圾和滚滚而下的泪珠……许多读者都对小说结尾枝子拎着的那袋垃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徐坤自己则说：“女人都这样，尤其从那个充满了禁忌的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拎着情感的垃圾上路。拎着时嫌重，想甩掉时又哭。”[6]并不是因为女性自身的真诚，真正与男性的虚伪、自私相对应的，其实是女性那种尴尬、无奈、失落的生存处境。想要重获爱情的女人偏偏爱上了一个不想给自己上套的男人，“他不怕玩，他就怕认真。以假对假的玩，玩得心情愉快，彼此没有负担，同时毫无顾忌。以真对假的玩，那就没法子玩了。以真对真就更不能玩了”。[7]真情遭遇假意，受伤的只是女人，这能全怪松泽吗，不愿承担就是错误吗？徐坤并没有让枝子因此产生怨恨，而是男人送女人回家的时候，作者甚至十分感叹地写到：“短短一程中的呵护和温暖，也足够她凭吊一生。”[8]
或许这正是徐坤不同于同时代女作家的独特之处，她清醒地意识到并在作品中深深的阐发了这样一个观念——即使用今天数倍的抚慰也难以消解或补偿女性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抑，而且过多的颠覆反而会造成女性意识的病态的滋生，甚至造成男女两性更极端的对立。因此，徐坤的这种女性文本即表达了一种开放的、双向的人生和文学的思考：男性有男性的苦衷，女性有女性的隐痛，而在残酷的生活面前，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其实都无法独立承担太多的人生角色，因为无论男女生存的艰辛将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在《春天的第二十二个夜》的结尾，作者并没有让毛榛在婚姻追求失败以后走进绝望或仇恨，而是让毛榛真诚的说出一句“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这样的充满理解与谅解的话。实际上，毛榛的谅解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真诚，这种真诚正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当代知识女性同样弥足珍贵的成熟与觉醒。对爱情的渴望当然不仅仅是属于当代知识女性的，但是当爱情被无奈地剥夺之后，“道一声珍重”，则充分体现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真诚，表达了她们依旧继续需要真诚生活的态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让我们可以看到：“徐坤的小说虽仍能见到女性文学话语实践，但并非属于全力拯救女性自我意识，颠覆男权话语中心对于女性的扼制的一类，而且相对缺少那种咄咄逼人之势和对男性的挑战意味。徐坤小说的触角伸向男女共存的文化空间，再现并关怀包含两性的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徐坤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一批女作家在女性文学话语实践上的进步，即完成了80年代中后期向 90年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转变。”[9]
三、家庭——逃不脱的“牢笼”
波伏娃曾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几千年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父权社会中，女人没有自己的空间，家庭便是她的全部活动天地。《礼记?内则》有“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历史的积淀使得女性自觉的把家庭作为自己角色归属的职责所在。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走出家门、实现自我独立价值的女性，却在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着。
    小说《厨房》这里所谓“厨房”也正是女性传统角色的象征。“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10]历史的因袭是如此沉重，已经艰难获得主体独立性的现代女性枝子，也在逃脱后不自觉的想要回归厨房，不能不让人感叹。正如波伏娃所说“人们必须明白，每一个妇女——无论她是何等的解放——都深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妇女与创造力》），男权文化的垄断早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使女性自觉地走进规范的“囚笼”，去实现自我“监禁”。徐坤为枝子们感到悲哀，她们虽然走出了厨房，但始终都没有走出女性在厨房里建立的自我规范，那个在封闭的空间里形成的自我，始终都是被动的、从属的、渴望着一种被遮蔽而产生的安全，所以才会有松泽们的客厅里那一番激情过后的羞辱与失落。枝子们的认识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即家庭和社会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走出家庭，殊不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应该用职业等外在形式来衡量，而应以观念意识的认知程度来确定。其实“走出”还是“入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定义厨房这个具有丰厚文化涵义的场所。厨房里的贤妻良母，厨房外的成功女性，对于厨房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解释，这样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对女性的生存空间做出了限制，使女性不得不在走出、还是回来的两难选择中取舍，甚至产生了一种推开门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错误想法，女性解放之路也就在这非此即彼的两极中而愈加漫长。如何摆正家庭和社会二者的关系，如何把做人和做女人协调起来，对于女性来说，这个问题仍需要不断的探索与开拓。
    四、亲情——暂时的“避难所”
到徐坤后期的创作中，面对娜拉们在回归家庭不得或不愿的问题，作者给出了亲情，回归大家庭这一条别径，可这终究不是她们最后的归属。在《爱你两周半》中，作者把目光瞄向了亲情与爱情，描写了一场现代爱情以及亲情所经历的特殊考验。年轻漂亮的电视台女主持人于珊珊，与京城地产大鳄顾跃进偷情贪欢，结果一觉醒来发现竟双双被隔离在一个居民区的单元房里；精明能干的大学女教授梁丽茹与情人出走，激情徜徉在云南的山水之间，但突然之间无从回返。人到中年的感情危机，灯红酒绿中的男欢女爱，爱情、亲情、友情在非常时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考验，经过反复地纠缠与挣扎，当几个人再次相见时，已然物是人非。如当年小说出版宣传中所渲染的：一次致命的邂逅，一次痛不欲生的厮守，爱情、亲情、友情，在一个非常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考验，人到中年的感情危机，小资一族的狂妄与无奈，城市男女的欲望与挣扎，都在徐坤富有穿透力的笔下，既显得歹毒可恶，同时亦飘逸轻灵。
    谈到作品创作的缘由，徐坤说自己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好多事，经常想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而且并没有几个作家从更有力的角度把当年爆发的非典疫情记录下来。“因为考虑到时效性的原因，《爱你两周半》不可能特别厚重，只能定位于一部都市的、好看的爱情小说。非典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这样的背景太特殊了。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思想和观念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其中，亲情是最重要的：“非典的时候，身处北京的人都会感到生命异常脆弱，都会觉得活着真是不容易，活着真是幸福。平时，你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放在当时状况下，绝对都是真实的。像梁丽茹，一个中年女人，经历了中年危机、家庭危机，她最后感觉到父母与儿女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最重要的。靠婚姻关系缔结的夫妻关系并不是非常牢靠的。经历了非典以后，梁丽茹的结论是亲情是最重要的。从中年女人角度看，爱情应该次于亲情。血缘之亲，是割不断、打不乱的。”[11]实际上，按照徐坤的说法，她写这样一个在特殊的时空中经受特殊考验的两性的故事，并不是想探讨爱情的“长命与短命”，而是想写遭遇变故之后“女人的内心的成长和成熟”，其中尤其还包含着自己经历婚姻等等变故后对亲情和爱情倍感珍贵的种种感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徐坤的这种所谓“成长和成熟”，特别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梁丽茹不但没有在自己的选择中获得所谓真正的幸福，而且还都在最后的困境中遭遇了某种报复性的失败和失落——那个形同虚设的家彻底散了，亲情只能作为临时的避难所，除此以外她的出路在哪？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五、结语
    徐坤相较于同辈女作家在探求当代知识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无法统一矛盾的同时，并没有深陷到性别的牢笼之中，沉溺于对自己躯体的展览或女性之邦的构建中，而是立足于现实，在社会层面上审视两性关系，真实地描写了现代语境下知识女性爱情婚恋的种种悲欢，写出了她们梦醒后无路可走，在理想与现实、传统和背叛的两难选择中的犹豫和徘徊。在90年代众多女性文本对性/政治的快意颠覆，弑父/审父的历史穿透性描写中，徐坤以她的创作走出了这一女性写作的藩篱。它并非要以女性话语霸权代替男性话语霸权，并非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它注重的是在争得话语权力的过程中表现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表现女性的压抑、愤懑、焦灼和对爱与善与美的呼唤与渴望。“人的理想不是在差异的基石上强造一个平等的世界，而应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这方面来看，徐坤可以说是填补了九十年代女性自我书写的空白之页。徐坤笔下的女性大多为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在物质的方面能够自主独立，但女性天生的柔弱却往往使她们呈现出孤独无助、疲惫无依的状态。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女性的归宿到底在哪？娜拉出走了该怎么办？从徐坤创作的小说中能体会到作者书写的一个关于女性成长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归宿只能是自我的内心，而不能依附于物质、生活或者异性。
    注释：
[1]徐坤：《遭遇爱情》，《遭遇爱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88页。
[2]徐坤：《遭遇爱情》，《遭遇爱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9页。
[3]徐坤：《遭遇爱情》，《遭遇爱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00页。
[4]徐坤：《如梦如烟》，《遭遇爱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79页。
[5]徐坤：《厨房》，《一个老外在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4页。
[6]徐坤：《关于厨房》，《北京以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7]徐坤：《厨房》，《一个老外在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2页。
[8]徐坤：《厨房》，《一个老外在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6页。
[9]马相武：《徐坤小说论评》，岱宗学刊，1998年，第3期。
[10]徐坤：《厨房》，《一个老外在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0页。
[11]刘佳：《徐坤解读“两周半”的爱情》，特区青年报，200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