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独断》引《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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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蔡邕与《独断》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人。后人往往根据其书写《鲁诗石经》，将其定为《鲁诗》学派。例如，范家相《三家诗源流》云：“蔡邕书《鲁诗石经》，其《琴操》亦多鲁说。”陈寿祺《鲁诗遗说考》：“《熹平石经》以《鲁诗》为主，间有《齐》《韩》字，盖叙两家异同之说，此蔡邕、杨赐奉诏同定者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亦曰：“蔡邕用《鲁诗》，《独断》同于《毛序》，《毛》当即本《鲁》说。”然而，根据蔡邕师承情况及其对《韩诗》的态度，我们觉得他也可能习《韩诗》。证据如下：其一，范晔《后汉书》称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胡广的《诗学》派别，史籍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但是，他的儿子胡硕是学《韩诗》的。蔡邕《陈留太守胡公碑》明言胡硕：“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博综古文，周览篇籍。”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胡硕是胡广的儿子，蔡邕是胡广的学生，则二人的学术渊源应当均来自胡广。可以推知，胡广、胡硕、蔡邕三人均用《韩诗》。其二，《后汉书》载：会稽山阴人赵晔，诣杜抚受《韩诗》，积二十年，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蔡邕帮忙传授《韩诗》学派的《诗》说——《诗细历神渊》，可知其对《韩诗》的认可。然而以上仅仅是推测，具体我们还应当根据作品中引《诗》、用《诗》情况，对其《诗》学派别进行具体考量。而其引《诗》最为集中的著作当属《独断》，因此本文将对《独断》引《诗》进行详细分析。
　　《独断》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礼学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其地位，正如《四库简明目录》所言：“与《白虎通义》《风俗通义》俱为讲汉学者之资粮，然《风俗通义》多说杂事，不及二书之字字皆为典据也。”在清代五家所补《后汉书》（艺文志）中，该书主要被归为“礼学类”，如顾榱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仪注类”，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将其归为“旧事礼制之属”，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将其归为“仪制类”。也有将其归为“史部”的，如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国史类”，这应当是从“考论旧制，综述遗文”的角度进行归类的。因次，综合来看，该书是以礼为主，兼具史学价值的重要著作。
　　然而，《独断》的真伪问题仍然值得探讨，而其真伪的关键在于“次序错乱”。《书解录题》：“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存之。”王应麟《玉海》谓：“是书间有颠错。嘉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四库全书》：“择中之本今不传，然今书中序历代帝系……盖后人亦有所窜乱也。”又据卢文校本《独断》可知，《独断》的真伪问题主要见于下卷，其中帝王世系有错乱，疑为“后人所增”。姚振宗认为：“《独断》今所传者，似中修史时随笔札记之文，亦多见于《续汉》八志中。其原书恐不若是，颇似后人辑录者。”这正可以解释后人辑录增删所导致的“次序错乱”问题。正如，顾榱三、曾朴所说：“此或诸家援引偶讹，或今本传写脱误，均未可知。然全书统贯虽小有参错，固不害其宏旨矣，实考证家之渊薮也。”《独断》引《诗》较为集中，且主要是引用《诗》说，而非个别《诗》句。因此，以上“小有参错”，对我们分析《独断》引《诗》情况影响并不大，且本文所使用版本为卢文根据“有可取正者正之，而疑者仍阙”的原则，进行“参稽互考”的校订本。
　　二、《独断》引《诗》情况
　　《独断》引《诗》共34处，其中《国风》《鲁颂》《大雅》各1篇，《周颂》31篇全部引用。对比《毛序》可以发现，《独断》所引31篇《诗》说与《毛序》的说法基本一致。因此，惠栋《九经古义》云：“《独断》载《周颂》卅一章，尽录《诗序》，自《清庙》至《般》诗，一字不异。”然而，王先谦却坚持今文经学立场，认为“蔡邕用《鲁诗》，《独断》同于《毛序》，《毛》当即本《鲁》说”。现将对王氏说法的不妥之处进行逐条分析，列于下文：
　　其一，王氏将《毛》说附会成《鲁》说，导致两种《鲁》说存在较大差异。
　　《独断》：“《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毛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王先谦一方面认定王褒《四子讲德论》为《鲁》说：“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另一方面又引《汉书·韦元（玄）成传》另立《鲁》说：“《清庙》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显然，这两种《鲁》说差别较大，很难归为同一派别。韦玄成习《鲁诗》基本没有争议，而王褒的《诗》学派别则不明朗。若依此处引《诗》，则其所学与《毛诗》更为接近，都强调歌咏“文王之德”。《齐》说：“《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这与以上说法也不相同，并没强调歌咏对象——“文王”。因此，《独断》、王褒与《毛序》更为接近，而与《鲁》《齐》说差异较大。
　　《维清》篇，《毛序》曰：“奏《象舞》也。”王先谦认为《独断》为《鲁》说：“《维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同时他又认为《白虎通·礼乐篇》亦《鲁》说：“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王氏还援引《繁露·质文篇》为《齐》说：“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最终，他得出结论：“《齐》说，与《鲁》同。”按：《独断》与《毛序》极为相似，都强调“奏《象舞》”；而班固和董仲舒则交代背景，强调“武王受命”。王先谦将《独断》视为《鲁》说，导致了两种《鲁》说并不相同的现象。若将其视为《毛》说则更为合理，同时也可见《毛》与以《鲁》《齐》为代表的今文《诗》学之间的差异。
其二，王氏为了消弭三家《诗》内部差异，而乱定《诗学》派别。
　　《独断》：“《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毛序》：“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显然，《独断》与《毛序》说法完全一致，应该同为《毛》说。然而，王先谦将《独断》定为《鲁》说，将《左传》服虔注定为《韩》说：“《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也。”这样，《韩》说与《鲁》说就一致了，以此强调“《毛》当即本《鲁》说”。事实上，蔡邕《明堂月令论》非常强调《左传》的价值，认为“《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并在文中多处引用《左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学”《左传》专宗服虔，可见他是治《左氏春秋》的大家，因此，蔡、服二人应当同属古文学派。若依王先谦本人的理论，“公羊氏本齐学，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犹之梁氏为《鲁》学，治《梁春秋》者，其于《诗》亦称《鲁》也”，则蔡、服二人自然不属于《鲁》《齐》学派，而应当属于《毛诗》学派。
　　其三，王氏將《礼记》《尚书》《逸诗》等他《书》的注解，附会成《诗》说。
　　《独断》：“《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毛序》：“郊祀天地也。”王先谦仍然将《独断》视为《鲁》说，并将班固《汉书》视为《齐》说。《汉书·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洛邑。”又博士师丹等议，以为“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洛”。衡、丹奏议并言“成王郊祀天地于洛邑”，当即据《齐诗》此篇为说。”事实上，衡、丹依据的是《礼记》和《周书》，班固《汉书》原文已经明说：“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洛。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班固、匡衡、师丹等为《齐诗》学派，应该正确。但此处他们讲的并非是《昊天有成命》的《诗》说，而是讲《礼记》《尚书》中的文意，王氏将其附会为《诗》说，有失偏颇。因次，并不能证明此处《鲁》《齐》说与《毛》说同。此外，《我将》《思文》《振鹭》等篇，王氏所依据的也是《汉书》，而原文并没提到《诗经》文本，因此将其附会为《诗》说，并不准确。
　　《独断》：“《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毛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般》，乐也。”毛诗》无“于绎思”句，《齐》《鲁》《韩诗》有之。则三家《诗》应当为八句，此处《独断》作七句，显然用的是《毛诗》。而王先谦引用《史记》中的材料作为《鲁》说：“‘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然而，司马迁所引《诗》应当为《逸诗》，将其视为《鲁诗》学派对《般》诗一章的解读，未免过于牵强。
　　其四，王氏前后说法不一致，且将《诗》文的解释，附会为全《诗》大意，甚至附会成三家《诗》的《小序》。
　　王先谦认为《独断》为《鲁》说：“《时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仪礼·大射仪》郑注为《齐》说：“《时迈》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乐歌。”《后汉·李固传》引《薛君传》文为《韩》说：“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在王氏看来，以上“《韩》《鲁》同，《齐》说亦必同也”。《毛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对于郑玄的《诗》学派别，王氏说法前后不一。他说：“郑康成少习《韩诗》，晚岁舍《韩》笺《毛》。”这应当是事实。然而，他一方面认为，《礼》家师之说均用《齐诗》，“郑君据以为解，知其所述多本《齐诗》之义”；另一方面他又说：“郑君注《礼》，皆显用《韩诗》，即郑笺《毛》，亦多阴用《韩》义。”那么，郑氏注《礼》中到底为《齐》说，还是《韩》说，甚至是《毛》说？这还值得商榷。查《后汉书》可知，《韩诗·薛君传》所说，只是对“薄言振之，莫不震叠”一句的解释，并非《时迈》全篇的小序。且孔颖达《毛诗正义》注疏曰：“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显然，孔氏认为，《时迈》颂扬的是“武王之业”；《韩》说则认为“美成王之道”。假如孔氏为《毛》说，则《毛》说与三家《诗》说不同；假如孔氏所用为三家《诗》说之一，则三家《诗》解说也不尽同。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三家《诗》说与《毛诗》也有相同之处。比如，有《韩》说与《毛》说同者。《独断》：“《雍》一章十六句，太祖之所歌也。”《毛序》：“太祖也。”有《齐》说与《毛》说同者。《独断》：“《载芟》一章三十一句，春、田祈社稷之所歌也。”《毛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南齐书·乐志》：“汉章帝时，玄武司马班固奏用《周颂·载芟》祠先农。”《独断》：“《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歌也。”《汉书·礼乐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繁露·质文篇》：“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乐以奉天。”
　　蔡邕在谈及“宗庙之制”时，也引用了《诗经》作为旁证。他认为，古代帝王宫殿为前庙后寝，寝庙相连的布局，“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因此，他引用《礼记》和《诗经》作为证明：“《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在文字上，“公侯之宫”，《毛》与三家《诗》相同。而“寝庙”，《毛诗》作“新庙”。郑玄解作“上新姜之庙”，孔颖达解释为“新作闵公之庙”，“作寝则人安，作庙则神悦”。郑、孔二人强调的均是“庙”，与“寝”并无关联。此外，《后汉书·曹褒传》注：“《韩诗》曰：‘新庙奕奕’。”可见，《毛》《韩》均作“新庙”，而《独断》所引当为《鲁》说或《齐》说。
　综上，《独断》所引34篇《诗》中，《宫》1篇，为《鲁诗》说或《齐》说；《雍》《载芟》《酌》《采蘩》等4篇《诗》可能为《毛》与《韩》《齐》相同者；其余29篇则主要与《毛诗》相同，尚未见材料证明与三家《诗》同。因此，《独断》所引主要为《毛诗》，兼有三家《诗》。
　　三、《独断》引《诗》的《诗》学意义
　　蔡邕既然所习为《鲁诗》，那么他又为何主要引用《毛诗》呢？
　　首先，蔡邕的治学特色，使其不固守一派之见，而能兼取各家优势。正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总结：“观传古学诸人，扬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自余班固、崔、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宏览博达，高文瞻学，上比迁、向者，并校书东观、传授古学。或少习今学，洎入中秘，睹未见书，咸信为然，尽舍旧学而新是谋，反咎夙昔之愚，溺于乡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无知，许慎所谓‘不见通学’，桓谭之‘非毁俗儒’也。”蔡邕的经历与以上极其相识：蔡邕博学多闻。《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广有雅才，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后汉书》本传称其：“覃思典籍，韫椟六经。”蔡邕有过校书东观的经历，《后汉书》：“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蔡邕并不赞同章句之徒的做法。《月令问答》：“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征验布在诸经。《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而不为征验，横生他意，纷纷久矣。”
　　其次，时代背景上，蔡邕生于公元132年—192年间，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等7位皇帝，属于东汉末期。当时郑玄“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文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古文学派的《毛诗》自然日益兴盛，而三家《诗》逐渐衰落下来。
　　再次，《毛诗序》《毛传》《郑笺》有以《礼》解《诗》的传统。《诗大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皮锡瑞：“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蔡邕同样重视礼制“《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独断》一文引《诗》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阐发“天子之礼乐”，因此直接引用《毛序》。
　　我们知道蔡邕《独断》全部引用了31篇《周颂》，那么他为何不是引用《鲁颂》《商颂》呢？据上可知，《独断》所引《国风》《鲁颂》《大雅》3篇，仅仅是引用了个别词句，而非《诗》篇大意；引用目的仅仅是为了注解字义，而非用来讲解礼学内涵。
　　《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高于神明者。”孔颖达认为，能够既“美盛德”，又“报神功”者，“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于是。《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德，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也。《鲁颂》主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颂》者，美《诗》之名，王者不陈鲁《诗》，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可见，三《颂》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而《颂》之正体应该为《周颂》。蔡邕此处引《诗》主要目的是讲“宗庙所歌”“天子之礼乐”，而《商颂》《鲁颂》则为春秋时期诸侯之礼乐，这也可见其对周公之“礼”的推崇。
　　综上，蔡邕《独断》是一部以礼学为主，兼具史学价值的著作。王先谦认为《独断》所引34篇《诗》全部为《鲁诗》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独断》引《诗》以《毛诗》为主，间有三家《诗》，可见蔡邕兼经今、古文经学。其主要引用《周颂》而不用《鲁颂》《商颂》，亦可见其对周公之“礼”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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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东汉“诸子”引《诗》研究，项目编号：研人文2017016
　　作 者：刘加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