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过滤器看葛浩文的英译《我不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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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当代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具有自己独特的翻译见解，所译作品不仅数量多，且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较高。近年来，国内翻译界不少学者对其翻译思想和译作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究，试图从中发现有益于中国文化外译的可供借鉴的东西。这些探究有的是从译者的成长模式的角度展开，关注葛浩文的成长经历和自身资质（如胡安江，2010；卢东民、孙欣，2010），有的是从翻译思想层面入手，从不同的角度对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如文军、王小川、赖甜，2010；靳秀莹，2009），还有的则着眼于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与策略（如刘云虹、许钧，2014；史国强，2013）。这些研究涵盖了葛浩文本人及其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方面，但从社会文化过滤器的视角去研究其译作的倒是不多见。鉴于翻译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从社会文化过滤器的角度去分析葛浩文的英译作品似更能揭示其译文的特点，为我们认识其高质量译作背后的原因提供新的理论解读视角，这对于我國的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文化外译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撰写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
　　2. 社会过滤器及其对翻译批评的启示
　　社会过滤器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来的。他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理论，将无意识的研究对象由个人拓展到了社会。弗洛姆认为，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结构发展一个过滤机制来决定哪些思想或情感能够达到意识水平，哪些则只能停留在无意识领域，以此来规范其成员的意识。那些局限于无意识领域的思想或情感便是社会无意识，实现意识过滤的机制便是社会过滤器。他指出，社会无意识是联系社会结构及其思想的一个环节，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由于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社会无意识的内容也会因社会而异，在一个社会能够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内容，在另一个社会就可能被摒弃在意识之外，反之亦然。任何社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都会发展一个控制其成员意识的过滤机制，以决定哪些经验能够转化为意识，哪些只能停留在无意识领域。作为一种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社会实践活动，翻译所涉及到的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并非完全对等，原语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如果无法穿过目的语社会的过滤器就只能被过滤掉，所以翻译中的文化过滤是必然的。要实现交际目的，译者必须根据目的语社会的过滤机制对原文中的异质文化进行调整和过滤。翻译中的社会过滤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不可或缺。弗洛姆还指出，对于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社会无意识的内容是相同的，具有普遍性。因而，把社会过滤器作为翻译中实现文化过滤的过滤机制，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过滤，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忠实，也能为译者争取最大范围的读者。
　　在弗洛姆看来，“社会过滤器”对经验的过滤作用主要通过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种途径进行。在语言过滤这点上，弗洛姆继承了语言世界观的合理部分，认为语言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种语言总是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句法及语根意义来规定着说话者的生活体验与生活态度。首先，语言影响经验的内容。例如，中国人讲究“爱的差等”，因而汉语对不同的爱有不同的表达。在汉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称为“慈”；子女对父母的爱称为“孝”；兄长对弟弟的爱称为“友”；弟弟对兄长的爱称为“恭”。但西方人信奉“爱的平等”。在英语中，所有这些爱被统称为love。由于情感上的这些细微差别无法在西方人的语言中体现出来，他们也就无法明确地意识到。再如，英语中的动词会依据时间、名词会依据数量，发生形态上的变化；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却没有任何形变，因而英国人有强烈的时间和数量观念，中国人则没有。其次，语言也反映着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英语中，名词和静态表达法使用频繁，而汉语却倾向于选择动词和动态表达法。由于名词指代事物，具有客观性；动词表示动作，带有主观色彩，这就反映出，在生活上，西方人重占有，较客观，中国人重劳动，较主观的不同态度。弗洛姆同时也指出由于语言反映世界观，它源于对宇宙看法所形成的符号结构，不同的语言间具有共性，因此，它对意识的过滤是有限的，即使是语言过滤掉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情感体验的方式再次被意识到。就翻译而言，原文语言所承载的经验并非能够全部进入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过滤不可避免。这些过滤主要体现在词汇、词法和句法上。但由于语言过滤的有限性，译者可以灵活选用各种翻译方法对其进行补偿，因而语言过滤对翻译的影响并不大。
　　弗洛姆的第二种过滤途径是逻辑。逻辑是指思维的形式和规律。逻辑不同，组织思维的方式便不一样，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也就不可能相同。例如，对于信奉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人来说，要意识到与这种逻辑相冲突的经验，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端困难的。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弗洛姆举了爱与恨的例子。他说，从悖论逻辑方面来看，爱恨交织这一情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因而信奉这一逻辑的人总能鲜明地体验到这一情感。但由于它违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排中律，对于信奉亚氏逻辑的人来说，这种情感就是极其荒谬、无法理解的，因而他们也就很难意识到这一矛盾心理。虽然目前东西方均存在形式逻辑和悖论逻辑，但它们对两种文明的影响并不一致，西方主要信奉形式逻辑，而东方盛行悖论逻辑，且由于人的思维具有固定性，因而这种逻辑上的不同导致的意识内容的差异仍给汉英翻译构筑了障碍。在翻译过程中，逻辑过滤主要表现在同一律与反同一律、矛盾律与反矛盾律、排中律与反排中律这三对矛盾上。
　　弗洛姆的第三种过滤途径是社会禁忌，也是社会过滤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明确规定某些思想或情感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极力阻止这些思想或情感到达意识层面，即使它们已经存在于意识领域，它也要迫使其离开。因为社会禁忌过滤掉的内容对一个阶级和社会来说是“有害”的。与语言和逻辑相比，禁忌更直接地反映了阶级与社会的要求，对经验的过滤力度也更大，因而对翻译的阻碍作用也就更明显。禁忌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某些文本或内容的翻译被禁止，因为它会对目的语的社会构成危害。2）译者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意识不到原文中的某些内容。3）某些特定的理解被禁止，因为这些理解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作为阻碍某些经验转化为意识的过滤机制，社会过滤器通过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控制其成员的意识来为社会统治服务，其过滤掉的内容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相同的。它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活动中更是普遍存在的。究其原因在于，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翻译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受目的语社会过滤器的制约。原文中不符合目的语社会认知范畴的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被过滤掉，即使通过某些方式能够得以保留，也应把握好度，即要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接受度。由于社会过滤器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从社会过滤器的角度去观察葛浩文的英译，既有助于我们对其翻译获得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认识，也有助于保证翻译批评的客观公正性。
　　3. 葛浩文的翻译观
　　作为译作丰硕的汉学家，葛浩文并未专门著述谈论自己的翻译理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其翻译理念可以说是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的。其一是显性的，散见于他有限的文章以及一些与学者的访谈中，概括起来是翻译就其性质而言是改写，既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读者的接受度。在《写作生活》一文中，葛浩文明确提出“翻译的性质是改写”，并引用意大利谚语“翻译即背叛”来加以佐证。他认为“翻译从来不是复制，而是换一种语言重写，是对原文的某种完成，甚至是完善”。由于源语与译语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統，“当一部作品进入另一种语言，它就会被改变”。葛浩文的这种翻译思想恰恰印证了语言对意识的过滤作用。语言上的不同实际上是人们生活体验与生活态度上的差异的反映。作为以语言转换为实现手段的活动，翻译只能是改写。（胡安江，2010： 13）
　　葛浩文还认为，由于译者的工作是将他人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因而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他反对有意曲解原文，曾专门撰写《我为什么痛恨韦利》一文痛批韦利一味讨好读者的做法，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忠实于原文。但他也指出忠实主要是基于内容层面，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既认识到了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和在此基础上实现忠实翻译的可能性，又意识到了文化间差异的存在和由此导致的翻译中文化过滤的不可避免性。同时，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译者要“忠实地服务于两方”，既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又要对得起读者，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ibid： 胡安江，2010： 12）。要对得起读者，译者一方面要保留原作中独特的文化元素，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通过对异质他者的借鉴来丰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对原文中的异质文化进行过滤，以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这反映了葛浩文的读者观。翻译要实现交流的目的，就必须在忠实与改写之间进行“折中”，在忠实的前提下，根据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对原文进行过滤。
　　葛浩文的另一翻译理念是隐性的，深藏于其思想深处。一方面，他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其思想长期受美国社会结构与过滤机制的规范，具有了美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他在台湾的生活以及后来的学习经历又使他深谙汉语及中华文化，因而他在翻译时，既能忠实于原文，又能迎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这种隐性的翻译理念也是前者显性翻译理念的根基。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其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葛浩文不仅意识到了翻译中过滤的不可避免，还意识到翻译中的过滤主要是由于语言差异和读者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的。对于译者来说，如何有效地把握好过滤度是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首要事宜。
　　4. 《我不是潘金莲》英译本中社会过滤现象
　　《我不是潘金莲》是我国作家刘震云的小说。它主要讲述了一个农村底层妇女李雪莲因一句话上访二十年，最终走向自尽的故事。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语言诙谐幽默，逻辑荒诞不经，同时又不乏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刻揭露。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感，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而其中各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诅咒语，以及有关性和排泄的描写用语又使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这些均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尽管如此，其英译本于2014年在美国出版后却好评如潮。在Goodreads网页读者评论中，好评率高达71%（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20344661-i-did-not-kill-my-husband#other_reviews）。这种情况在一个排斥译作的国家中实属罕见。这部译作的成功，除小说本身迎合了美国读者的兴趣以外，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因为译者在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方面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过滤，使译文符合读者的认知。下面，我们就以《我不是潘金莲》的英译本为例，结合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从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个方面来分析译者是如何处理原文中独特的语言风格、文化元素和表达方式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葛浩文的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4.1 语言过滤
　　弗洛姆指出语言正是通过其独特的词汇、语法和句法来影响其使用者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体验，决定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语言的差异必然导致认知上的分歧。翻译以语言转换为手段。在翻译中，如果原文语言所承载的经验内容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等的表达，就会出现过滤现象。就语言过滤而言，葛浩文的英译主要表现在词汇、词法和句法上。
　　4.1.1 词汇过滤
　　词是音形义结合、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翻译中的难题大部分集中在词汇层面。《我不是潘金莲》中大量的历史人名、特色小吃名以及方言口语、俗语和同音字都给译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葛浩文从忠实于原作和读者的翻译理念出发，采用不同的译法来处理这些词语，较好地把握了词汇的过滤度。下面所列表格就可见一斑：
　　上述表格中的历史人名、特色小吃名以及方言口语、俗语和同音字均属文化负载词，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人生百态，故存在大量这类词语，在英语中是无法找到对应表达法的。译者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译法，对原文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过滤，但其过滤度应该说是把握得当。
4.1.2 词法层面
　　在词法上，原作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没有形态上的变化，这反映出中国人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重悟性、重简约的思想特点。葛浩文英译时根据英语词法重理性、重精确而反映出来的屈折变体特点，将原作中的词法化隐为显，以实现意义上的对等。这种过滤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
　　（1）原文：从澡堂出来，李雪莲觉得自个儿轻了几斤，步子也轻快了。（刘震云，2012： 24）
　　译文：When she walked out of the public bath， she felt pounds lighter， a spring in her step. （Goldblatt， 2014： 43）
　　（2）原文：你从县里多抽些警力，换成便衣，让他们在李雪莲之前赶到北京，在大会堂四周，悄悄撒上一层网。（刘震云，2014： 208）
　　译文：Send a team of plainclothes policemen from your county to Beijing ahead of Li Xuelian， where they will throw up a dragnet around the People’s Hall. （Goldblatt， 2014： 122）
　　（3）原文：后来一起提的副市长，按姓氏笔画排列，刁成信还排在蔡富邦前头。（刘震云，2012： 54）
　　译文：...， both were promoted to serve as vice-mayors， listed in order of stroke count in their surnames， which put Diao ahead of Cai. （Glodblatt， 2014： 35）
　　例1中的动词“出来”、“觉得”所表示的动作发生在过去；“几斤”表示数量超过“一斤”，“轻”是与李雪莲进澡堂之前对比的结果，但这种“时间”、“数量”与“对比”的意味在原文中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形式上的提示。为了将原文这种隐含的意义传达给目标读者，葛浩文通过增译后缀化隐为显，过滤掉原文语法上的隐晦，实现了原文与译文意义上的对等。在例2中，译者根据原文中代词“他们”的提示，将原文中的“警力”译为 policemen，明示了将要指派出去的警察的性别。在例句3中，原文的“提”和“排列”都含有被动的意思，而且“提”的是两个人，“排列”的是两个人的名字，但这种被动和主谓上的数量关系在原文中都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标志。在翻译时，葛浩文将“提”译为were promoted，同时点明了主被动关系和主谓的数量关系，以过去分词listed翻译“排列”，并增译their surnames，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通过增译，葛浩文过滤了原文词法模糊隐晦的特点，将原文译成了自然地道的英语。
　　4.1.3 句法层面
　　在句法上，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较具体，英语倾向于抽象；汉语多重复，英语多变换；汉语动态化，英语静态化。这些差异在原文非常明显，英译时葛浩文做到了合理的过滤。下面仅举两例就可见一斑：
　　（4）原文：从美发厅出来，进了商店，花了95块钱，买了一身新衣裳。（刘震云，2012：25）
　　译文：After leaving the beauty shop， she went to a clothing store， where she spent ninety-five yuan on a new outfit （Goldblatt， 2014： 17）
　　（5）原文：过去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乞讨的，偷东西的，在发廊卖淫的，还有告状的，一夜之间，统统不见了。（刘震云，2012： 72）
　　译文：Trash pickers， beggars， thieves， prostitutes who worked out of hair salons and people who had come lodge protests， disappeared from the city streets overnight.（Goldblatt， 2014：45）
　　中国人重悟性，故汉语重意会而轻言传。句子少用甚至不用连接手段，多按时间或事理顺序排列，注重以意统形。与此相反，英国人强调表达的精确性，英语常通过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环环相扣，注重形式的完整，追求以形显义。在例4中，原文是一个典型的省略了主语的流水句，短句按时间排序，各个句子的关系隐含在字里行间。在翻译时，译者通过增译介词After，代词she和连词where，清楚地表达出了原文各个句子间的关系，补充了原文缺少的主语，使译文达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过滤掉了原文在形式上的松散随意性。在例5中，原文中的“捡破烂的”、“乞讨的”、“偷东西的”均为动态表达形式，折射出中国文化中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观念；而英语在表达人的职业时，通常使用对应名词，没有相应名词时，则使用“people+定语从句”的名词性结构，这类表达法是静态的，折射出西方人重占有的观念。葛浩文翻译时变动为静，使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过滤掉了原文汉语句法上的动态性。
　　4.2 逻辑过滤
　　由于邏辑是思维的规律，通过思维表现出来，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那么语言也就是逻辑的外壳，逻辑的不同最终会体现在语言上。翻译以语言转换为实现手段，因而逻辑上的差异也会给翻译带来挑战。目前盛行的逻辑主要有两种，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以印度禅宗思想及中国道家思想为代表的悖论逻辑。虽然两大逻辑在东西方均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力度并不一样。英语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上。形式逻辑提倡归纳与演绎，主要包括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和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汉语则以悖论逻辑为基础，悖论逻辑实则是一种超逻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通过一系列荒诞无稽的逻辑达到对现实的讽刺，给小说英译造成了许多的障碍。下面试举三例来说明英译在逻辑问题上的过滤特点：
（6）原文：一天过去，笑话真成了笑话，让马市长怎么向省长解释呢？（刘震云，2012：207）
　　译文：But now a day later， the joke is on him. How is he going to explain this to the governor （Goldblatt， 2014： 121）
　　（7）原文：烟盒卧着，酒往玻璃杯里能倒一两；横着，二两；立着，三两；烟盒翻三番，半斤酒已经下去了。（刘震云，2012： 4）
　　葛译：The height of a flat pack is one ounce， on its side， two ounce， and full height， three ounces. A three-stage pack equals six ounces of alcohol，… （Goldblatt， 2014： 27）
　　（8）原文： ……，时间不饶人，但时间也最饶人，……（刘震云，2012： 112）
　　葛译：Time can be unforgiving， but it can also be all forgiving. （Goldblatt， 2014： 70）
　　上述三例中，例6说明“同一律Vs反同一律”。原文讲的是在全国人代会期间，马市长以为县长已通过鼓动李雪莲再嫁成功阻止了她继续上访，便将李雪莲上访的故事当作笑话讲给了省长听。可一天之后，却被告知李雪莲已脱离掌控，正在上访途中。如果李雪莲上访成功，马市长就会沦为笑柄。原文通过偷换概念，造成A是非A的假象，以达到讽刺效果，因为只有在“笑话”不是“笑话”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笑话”。在翻译时，葛浩文通过意译，改变了原文的逻辑，过滤掉了原文中的讽刺意味。例7说明“矛盾律Vs反矛盾律”。原文讲的是已退休的曹院长在喝酒时有个习惯，就是以烟盒的长、宽、高为标准来衡量倒入酒杯中的酒的多少。以高为标准，倒入酒杯中的酒为一两；以宽为标准为二两；以长为标准则是三两；倒满三次明明是六两，原文却说是半斤，这种逻辑用公式表达只能是“A是非A”，明显违反了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在翻译时，葛浩文不仅采用了替换法，用英国计量ounce来替换原文中中国独有的计量单位“两”，还将“半斤”改成six ounces，过滤掉了原文的逻辑，以使译文符合矛盾律。例8说明“排中律Vs反排中律”。原文是法院院长王公道在劝李雪莲放弃上访时的一句话。意思是时间不会宽恕人，却也最能宽恕人，用公式可以表示为“A既是非A，又是A”，它违反了亚里士多德的排中律。在翻译时，通过增译表推测的语气助词can，葛浩文将原文所表示的两种情况并列共生的关系，转换为一种两者择一的关系，过滤掉了原文的逻辑。
　　在以上3例中，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逻辑，葛浩文通过意译，增译甚至改译的归化策略，过滤掉了原文中的逻辑，体现了他对翻译跨文化交际作用的认识和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4.3 社会禁忌
　　社会禁忌是中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社会禁忌的内容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令人难堪的，甚至是危险的，抑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往往被阻止进入意识领域。反映在语言上，社会禁忌主要表现为语言的灵物崇拜和语言的禁用或代用。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不同，禁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这就为跨文化翻译设置了障碍。社会禁忌的内容有很多，主要包括诅咒，性和性器官、人体排泄、避讳等。这在《我不是潘金莲》原文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而葛浩文采用的文化过滤也很有特点。下面仅举2例予以说明：
　　（9）原文：李雪莲从拘留所出来，先跑到麦田里吸了半天气，又对着远处的群山喊了几声：“我操你妈！”（刘震云，2012： 60）
　　译文：The first thing Li Xuelian did after her release was run into a wheat field to breathe in the fresh air， turn to face the mountains， and yell， “ Fuck you！”（Goldblatt， 2014： 38）
　　（10）原文：李雪莲交了两毛钱，把女儿交给看厕所的妇女，进厕所撒了一泡尿。（刘震云，2012：11）
　　译文：Xuelian handed over twenty fen and left her daughter with the attendant as she went in to relieve herself. （Goldblatt， 2014： 10）
　　例（9）原文中骂娘的话被译者用与原文功能近似的Fuck you来替换，保持了译文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但过滤掉了原文的内容与文化内涵；例（10）原文中人体排泄方面的言论被译者选用目的语中委婉表达法来替换，过滤掉了原文中的语体色彩。
　　5. 结语
　　通過从语言、逻辑、社会禁忌三个方面对《我不是潘金莲》英译本中的过滤现象进行实例分析，可以发现葛浩文对于原文的过滤方式具有多样性，但总体上是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过滤掉的内容多为原文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意义上的过滤很少，功能方面的过滤更是没有。如果语言反映世界观，语言的深层意义源于宇宙的普遍结构，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代表着人们认识世界的不同角度和方法，那么，语言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和风格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葛浩文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过滤特点是在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其过滤是恰当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译者也是社会中的人，其意识也受社会过滤器的制约，因此对译者的翻译工作不能过度挑剔，而应该从整体上给予客观公平的评价。
参 考 文 献
　　Goldblatt， H. The Writing Life [O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 pagename=article&node=&contentId=A51294-2002Apr25¬Found=true
　　Goldblatt， H. 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 Translating Quarterly， 1999（13&14）：33-48.
　　Liu， Zhenyun.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 [M]. Howard Goldblatt（tran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4.
　　胡安江.中國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2010，（6）： 10-15.
　　靳秀莹.葛浩文翻译见解初探[J]. 重庆：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1）： 121-123.
　　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 外国语文，2014，（3）： 6-17.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卢东民、孙欣.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其人其事[J]. 潍坊：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0，（2）： 28-30.
　　马蒂尼奇.牟博 著、杨音莱、韩林合 等译.语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史国强.葛浩文翻译年谱[J].常熟：东吴学，2013，（5）： 103-123.
　　文军、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 外语教学，2007，（6）： 78-80.
　　许钧.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A Study on Social Filter i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
　　Zhang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pply Fromm’s social filter theory to the assessment of Howard’s translation of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language， logic and taboo. It finds that filtering in Howard’s translation is common， the methods of filtering adopted being diverse， but most of them belong to domestication.
　　Key Words： social filter theory； Howard Goldblatt；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 English translation； methods of filtering
　　作者简介：张玲，女，硕士，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讯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526060
　　E-mail： 12059656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