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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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电影技术诞生以来，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喜闻乐道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消遣方式之一。西方电影进入中国已有整整120年①历史，因此，我国积累了大量影片翻译实践经验②，尤其是对外开放以来，我国掀起国外影片的引进浪潮，学者们认识到影视翻译已成为“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钱绍昌，2000： 61），而一部电影“吸引观众的往往首先是片名，因而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显得极为重要”（何宁，1997： 37）。“外文片名的汉译也是翻译园地的一枝小花”（敏雷，1984： 36），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2002年以来，我国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③。通过向海外推介国产影片，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电影翻译是文化翻译的重要领地之一，是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如何把中国电影有效地推向世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中文电影片名的翻译是众多影响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冯全功、洪丹莹，2015： 113）由此可见，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电影片名外译，则更是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对电影片名翻译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
　　为系统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在中国知网（CNKI）搜集了12种国内外语类期刊④在1984-2015年间⑤刊登的所有有关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共计31篇。作者将从发表时间、作者、论文题目、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片名翻译研究文献做统计梳理，指出片名翻译研究已有的成就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研究设想，为今后的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2. 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四个阶段
　　本文按相关文献发表年代先后顺序，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脉络，希望对当前相关研究有一个较为客观、详尽、动态的认识。经笔者梳理，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2.1 80年代——新时期起始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本文考察的相关期刊上发表的电影片名翻译研究论文一共有3篇（如表1所示）。这说明，当时的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电影片名翻译，意识到“外文片名的汉译也是翻译园地的一枝小花，有许多技巧问题值得研究”（敏雷，1984： 36），提出电影片名翻译也应该遵从“信”、“达”、“雅”的文学翻译标准，并探讨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和另译。
　　这个时期，以感悟式研究为主，如郑启五（1985）针对台湾对外国影片片名的翻译，总结出当时片名翻译方法的几大倾向，对浮夸的翻译作风提出了批评，并举例说明台湾与大陆片名翻译的异同和各自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考虑受众，但普遍还认为译名受原片名限制。
　　除了关注英译汉片名翻译，还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如米吉提·扎克尔（1987）探討了从汉语或是外语翻译成维吾尔语的电影和电视剧片名翻译。通过简单的例证，重点探讨了片名翻译中死译造成的误译。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新时期片名翻译的起步时期，相关研究多为感悟式研究，无明显理论视角。学者们通过例证，说明片名翻译中一些较为基础的问题，如片名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及片名误译问题。
　　2.2 9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相关期刊上探讨电影片名翻译的论文一共有6篇（如表2所示）。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对片名翻译的认识有所加深，意见有些分歧。就片名翻译依据和翻译方法方面，学者们各抒己见。如刘俭（1994）在专名翻译范畴中，对片名翻译有感而发，赞同片名翻译根据影片内容意译的做法；吴敏（1995）则主张将原片名和影片内容并重考虑，提出片名汉译时，做到生动活泼，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但同时也批评了浮夸的新鸳鸯蝴蝶梦似的译法；宁之寿（1997： 58）也提出片名翻译“可以不忠实于原片名，甚至可以抛开原片名重新译定。根据影片内容进行翻译，达到原片和译制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何宁（1998）仍强调以原片名为依据，做出合适的翻译，反对脱离原片名进行臆造。
　　这一时期主要还是探讨片名翻译的方法：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其研究的深度比80年代更加深入，丰富了改译的内容，如提出改换文化征象法、套用四字格法、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法）、语义对应代替语音对应法、言简意赅法等（林秋云，1996）。
　　详细探讨翻译方法之外，已经有学者认识到片名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片名翻译的障碍，同时也提到要考虑到商业因素，但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何宁，1998）。认识到片名翻译原则研究的迫切性，因为“尚无人提出比较完整的电影片名翻译原则”（吴敏，1995： 56）。这一时期，以“动态对等”为评价译名依据，指出译名要翻译得“切题”（林秋云，1996）。
　　90年代末，西片大量引进中国，何跃敏（1997： 43）针对西片译名中译名混乱、不统一，不“到位”的问题，分析其背后的三大原因：港、台、大陆的不同译名，不同媒体的宣传，片面追求商业价值。倡议翻译工作者和影视工作者及书报杂志的编辑们“齐抓共管”、携手治理。提出了应对举措：了解影片内容，尊重原名，但同时也要“考虑对观众的感召力”，考虑译名商业价值。
总之，20世纪90年代的片名翻译研究，相比于此前研究内容有了拓展，片名翻译方法划分得更细，译例更详尽，不再单一是英译汉片名翻译，也出现了汉英片名翻译的研究（宁之寿，1997）。片名翻译中文化差异和片名的商业价值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只是还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何宁，1998）。
　　2.3 00年代——蓬勃发展阶段
　　21世纪头十年，相关期刊上探讨片名翻译的论文一共11篇（如表3所示）。这一时期片名翻译研究突飞猛进，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笼统的片名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和片名翻译标准的陈述，一改以往感悟式、规范化的研究，采用各种不同理论视角，对片名翻译展开描述，如贺莺（2001）从功能对等理论，李群（2002）从读者分析法理论，阳鲲（2003）、张晓舸（2005）、吴爽（2005）从归化异化，王炤、井永洁（2007）从文化顺应论，王惠（2008）从目的论，张艳、戴桂玉（2009）从语法隐喻理论等角度对片名翻译开展研究。
　　这一时期的相关讨论异常活跃，学者们各持己见，对片名翻译的基本认识，有了新突破。如李群（2002）反对将片名翻译归入传统的文本翻译，认为电影片名翻译是广告翻译。因而依据目的论和读者分析理论，译名不必忠实于原片名。较之早期宁之寿提出的雷同观点，多了理论的底气和理智分析。此外，毛发生（2002）旗帜鲜明地指出，片名翻译应该尽量考虑其商业效果，首次明确片名商业效果对片名翻译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在片名翻译方法上，相关探讨更加具体细化。如张艳、戴桂玉（2009）从语法隐喻理论的角度，对中文影片名英译过程中的名物化现象加以分析，阐述名物化在影片名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除了继续探讨片名翻译方法，研究内容也有拓展，如贺莺（2001）提出指导片名翻译的四大价值标准：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李群（2002）试图为“不忠实”的片名译名进行客观描述，寻求合适的理论依据——读者分析法和目的论；龙千红（2003）探讨了电影片名翻译佳译的三条要求：切合影片内容主题风格、言简意赅、符合译语语言规范；张晓舸（2005）主张片名实施归化翻译策略，而吴爽（2005）不赞成片名翻译“归化为主”或“异化为主”的论调，认为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是互补的，辩证统一的。
　　这一时期，关于片名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研究颇为流行，但片名翻译原则却鲜有人较为系统地论述。因此，郑玉琪、王晓东（2006）从电影片名的广告宣传功能谈起，通过分析众多英文电影汉语译名的范例，提出了电影片名翻译时应该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而这也恰恰与90年代对电影片名翻译原则研究的需求形成了呼应。
　　较之以前零散的译例研究，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大规模语料，如张艳、戴桂玉（2009）基于2000部英文电影片名及其译名语料的研究，表明英语电影片名倾向于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80% 左右），中文电影片名倾向于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50% 以上）。大量语料已经进入考察视野，但只是简单地统计，尚未运用语料库方法进行更为科学细致的统计和论证。
　　这一时期，对片名翻译的探讨，较为客观公正，能从影响片名翻译的多种因素着手，将片名的广告功能剥离出来，从以前唯文艺论、唯文本论的论调中解脱出来，理性地看待片名的商业价值和片名功能，从目的论、读者分析法、归化异化、文化语境顺应论等多角度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同时，还提出片名翻译原则、翻译准则与标准以及对译者的要求，并呼吁译者、片方和编辑等相关人员协力处理片名翻译，将片名翻译置于更加客观、实际的现实中进行考察。
　　2.4 10年代——百花齐放阶段
　　2010年至今6年多的时间，相关期刊上探讨片名翻译的论文一共有11篇（如表4所示）。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日益深入。从中英电影片名文化差异入手，探讨电影片名翻译的文化策略依然是这个时期的热点，但较之以前更加深入。如徐建国（2010： 92）重点探讨如何跨越电影片名中所含文化内涵，提出归化翻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同时，也探讨异化的翻译优胜之处，认为“电影片名翻译困难重重，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模式翻译所有的片名”；张赛妮（2010）、曹群英（2012： 116）以目的论为视角，大力提倡以观众为取向的电影片名翻译方法，以实现片名翻译首要目的：“向目的语观看者传递原电影的‘信息精华’并最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毛梅兰（2012： 36）从交际翻译的角度，看国俗语义在片名译名中的理解和运用。“主张突破原作片名的束缚，用简洁凝练的国俗语义将其译出，使之贴近观众，唤起观众观赏激情，使国外的优秀影片在国内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技巧的形式，更加细化地总结出来。与毛梅兰观点大体一致的还有冯全功等。冯全功、洪丹莹（2015： 113）从修辞论美学视角探讨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修辞改造涵盖传统的意译、改译、创译等范畴，提出“中文电影片名英譯都应遵循 ‘适应题旨情境’的修辞原则，运用注重整体性与和谐性的语篇翻译方法，设法提高译名的可接受性，从而助推中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冯全功等是支持改译、创译的代表。以修辞改造为理据，探讨片名翻译中如何另立题目，以及相应的翻译原则和方法，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可以说，赞成归化式翻译的学者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较之以前更加深入，更加细化，从不同视角对归化翻译策略进行了论证。
　　虽然归化论调持续高涨，但也有学者对此保持冷静，提出相异的观点。例如，张春柏（2011）以关联理论和翻译伦理为切入视角，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潜文本和显文本的处理。他认为，文学潜文本和显文本各司其职，不可轻易将潜文本显化，所以，电影片名翻译不可过于归化，只顾商业性而未顾文学性。要尊重读者的权利，相信读者的能力。译文读者和原作者都有“原汁原味”的诉求。
　　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有学者从发展的眼光提出，片名翻译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此论打破了以前非此即彼的论断，还原片名翻译的真实面貌，因而更加客观地描述了片名翻译，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如张云勤（2014：123）认为，“在中外电影的交流过程中，片名翻译经历了从刚开始的简单直译，到后来有意识的归化翻译，再到近年来不断尝试的异化翻译。”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除运用归化、异化角度以外，学者们引入更新的理论视角，如模因论（孙璐、李莹，2012）、生态翻译理论（李小妹，2013）、交际理论翻译（毛梅兰，2012）、互文性理论（李建红，2013）、关联理论、翻译伦理（张春柏，2011）、目的论（张赛妮，2010；曹群英，2012）、修辞美学视角（冯全功、洪丹莹，2015）等等。
　　翻译策略研究，较之以前，更加细化。如孙璐、李莹（2012）从模因论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不同类西方电影中文译名，总结出电影片名五大翻译策略：复制、套用源语模因、借用、化用和套用目的语模因。李建红（2013： 42）“借助哈蒂姆对互文指涉的界定，通过分析电影片名中的互文现象以及研究其相对应的译文，探讨互文性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运行机制及翻译策略”，主张“在翻译电影片名时，译者要不断增强互文性意识，采用虚化和实化的翻译策略，正确处理互文指涉的保留与转换，从而使电影片名翻译达到最佳效果。”
　　翻译原则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尝试。如李小妹（2013）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探讨了片名翻译的“三维”原则， 即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原则。这一研究给片名翻译原则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中文电影片名英译的讨论逐渐成为焦点，这一点恰好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如冯全功、洪丹莹（2015）从修辞论美学视角探讨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而这之前，英文电影汉译的探讨一直占主导地位。
　　3. 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成就与不足
　　如上所述，32年间，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对电影片名翻译的认识日益清晰
　　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围绕原片名——原作品——观众为取向展开讨论，是原片名-原作品-观众之间展开的博弈，由最初80年代强调以原作品名为重要依据，到以作品名为依据，到二者并重考虑，再到后来提出以观众为导向，其实就是电影片名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博弈在片名翻译中的反映。学者们普遍认为，电影片名翻译要考虑片名的艺术性，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商业性。
　　研究内容逐渐丰富
　　由最初80年代简单的片名翻译技巧、翻译方法，到90年代较为详尽的翻译方法的划分和探讨，再到00年代翻译策略、翻译原则、指导片名翻译四大价值标准的探讨，到10年代的翻译策略、翻译原则的探讨，如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如火如荼的讨论，模因论视角下划分的五大翻译策略的提出，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片名翻译“三维”原则的主张等等，都是片名翻译研究不断深入的反映。
　　研究视角不断更新
　　片名翻译研究由80年代的感悟式研究，到90年代有意识地采用“动态对等”指导翻译实践，到00年代，积极地采用各种理论视角，如功能对等、读者分析理论、归化异化、文化顺应论、目的论、语法隐喻理论等探讨片名翻译，到10年代，更多地引入各种理论探讨片名翻译，如交际翻译、修辞美学、关联理论、翻译伦理、模因论、生态翻译理论、互文性理论等，片名翻译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状态。
　　在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我国片名翻译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方法多为简单的例证，缺乏大量详实的语料支撑
　　片名翻译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采用演绎法例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容易先入为主，作为规范性的研究探讨片名翻译，尚还可取。但片名翻译研究倘若想走出狭隘的规范性研究而迈向客观的描述性研究，还需大量详实的片名翻译语料给予支持。
　　译名评价迥异，令人莫衷一是
　　纵观此31篇文章，发现学者在例证中，针对同一片名译名，其评价相去甚远，有些甚至截然相反。如针对影片Waterloo Bridge的译名《魂断蓝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佳译典型例子，但张春柏（2011： 86）将电影片名翻译归于文学翻译的一部分，在承认其商业性成功翻译的基础上，不无遗憾地说，“原片名的深层涵义被抹掉了，其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文学上的遗憾”。又如对The Terminator的片名译名《魔鬼终结者》，何跃敏（1997： 41）表示这“比较随意，商业味较浓”，是规律性的翻译产品，而李建红（2013： 44）却认为“大多数观众的口味都是随俗入流的，所以‘阿诺德·施瓦辛德’主演的所有电影片名翻译都被片商加上‘魔鬼’两字，成了他的‘招牌菜’，起到了广告的促销作用”。如此迥异的译名评价，令人莫衷一是。
　　缺乏针对译者、目标语观众的相关研究
　　无论是先期的强调片名译名要忠实于原作品，还是后来提出的原片名和原作品并重，抑或是再后来主张的应该体现片名的导看和广告功能，将观众的需求、片名的商业性体现出来，片名翻译始终围绕着原片名——原作品——观众在打转，而学者们却忽视了片名翻译中译者因素的考量。译者在最终敲定译名之前，都经历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进行抉择的，为什么会做出相应抉择等等，都鲜有人触及。此外，对目标语观众的研究尚且不够，多数停留在个人的感受和对观众群体的模糊认知上，针对观众没有开展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式，缺乏了解目标语观众的第一手资料。
　　4. 电影片名翻译研究设想
　　片名翻译是当今翻译界和电影界应共同关注、携手共谋的一项事业。片名翻译研究也必定会持续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关注和深入探討，未来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开展：
　　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提升片名翻译研究的信度
　　片名翻译研究中，多为研究者举例，就例论例，很多例子是人云亦云，缺少大量详实的片名语料支撑。因此，可以考虑将语料库运用于片名翻译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Mona Baker（1993）的论文“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标志着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诞生。Tymoczko（1998： 652）预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翻译语料库是开展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随着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推广，一些学者开始自建平行语料库等翻译语料库，并开展相关研究。”（张继光，2016： 35）但目前为止，尚无学者建立有关电影片名的双语语料库，因此，学者们将来可以建立单语的片名语料库和双语的片名平行语料库，借以比较借鉴不同语种常见片名命名及特征，利用所建立的双语片名语料库，为片名翻译提供详实的语料支撑和有效参考。运用语料库分析的方法，将片名翻译置于大量的，已有的语料基础上，探寻片名翻译的规律，“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王克非、黄立波，2007： 101），比起狭隘的个人经验主义，建立在语料库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片名翻译研究无疑更具说服力。尤其是我国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电影翻译已成为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而首当其冲的中文电影片名对外翻译，在大量语料的参考下，更有据可依。
立足文化战略高度，开展电影片名翻译研究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近年来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旨在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影响力，是政府工作重点之一，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胡晓明，2013： 107）。文化“走出去”战略，表现形式是发展文化贸易，将中国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通过展现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建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齐勇锋、蒋多，2010： 165-166）。
　　“影视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中最早明确‘走出去工程’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产业。”（朱春阳，2012： 112）翻译是影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片名翻译又是电影翻译之首当其冲，因此，当下学界应立足文化战略高度，开展电影片名翻译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接受，并与我们共同分享。（胡晓明，2013： 108）采用适当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至关重要。就片名翻译而言，如何才能激起目标语观众的观看欲望，应该是译者和广大翻译研究者探讨的重要议题。成功的片名翻译，不仅对电影商业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够达到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加强片名翻译中译者的社会心理研究
　　“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也受翻译主体即人的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支配和控制”（武景全，1999： 7），诚如林语堂所言，“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林语堂，1984： 419）。而影视剧的翻译问题是“一个语境适应的问题，因为译者的策略其实是受多重语境制约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等不同层面”（麻争旗，2012： 68），电影片名翻译自然也不例外。电影片名翻译是重新命名的行为，而“整个处理过程都受着译者的情感倾向、对原文内容所持的态度、对文化背景的认识和决意重命名的意图等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翻译同一条标题，会有不同的版本。”（何自然、李捷，2012： 105）因此，片名翻译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归根结底，是译者积极参与的结果，是译者社会心理活动在片名翻译方面的折射。加强对片名翻译中译者的社会心理研究，有助于对片名翻译有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译者在进行电影片名翻译时的背景——制片方的商业诉求、电影主题内容的传达、目标语观众的审美、文化素養差异、期待视野、兴趣、爱好等等，都是译者要斟酌的必要条件。译者自身的各种素养与所处情景之间的关系等等，也是片名翻译研究中应该考量的因素。简而言之，译者的心理定势、思维模式、审美取向和审美乐趣在片名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对译者的社会心理开展深入的研究，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才会比较完整客观。
　　开展对目标语观众的具体研究
　　“影视翻译的即时性和大众性”规定了“影视翻译必须以目的语观众为中心”，（张春柏，1998： 50）而片名翻译更是如此。“好的片名与好的内容的完美统一，能使观众得到艺术的熏陶、美的享受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包惠南，2001： 92）观众的期待某种程度上决定译名成功与否，因为“译者满足了期待的译作被视为好的译作，而不符合期待的则被视为劣质的译作。”（马萧，2005： 56）因此，应开展对目标语观众的详细研究，包括对目标语观众进行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了解目标语观众的心理期待、审美、文化差异、文化修养以及译名对目标语观众是否具有导看功能，目标语观众对译名的认可度等等，都是对片名翻译研究的有力补充。观众对片名翻译的参与研究，对片名翻译实践更具指导和借鉴意义。
　　5. 结语
　　电影片名翻译中，要求译名先声夺人，吸引目标语观众注意，引导观众观看电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学者们从个人感悟式探究片名翻译，到各种翻译理论视角的切入，探讨片名翻译方法、策略、标准和原则，片名翻译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片名翻译研究仍有可待完善之处，如尝试启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从文化战略角度开展片名翻译研究，加强片名翻译中译者的社会心理研究，开展对目标语观众的具体研究等等，都是片名翻译研究的未来方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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