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的大陆、台湾三译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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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文学术语汇编》 对“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的定义是：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于1959年出版的《生活研究》提倡的一种以诗人个人精神、生理事实和体验为主题的诗歌叙事模式（Abrams， 2010： 56）。
　　自白派诗人的写作正是集自身痛苦經历于一身的个人化写作。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作为自白派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之一，其诗歌、小说与自身精神病诊疗经历、死亡冲动、疯狂意蕴等个人化因素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她的诗歌作品表现出对婚姻、家庭、事业不能兼顾的困惑和压力，批判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物化现象。女性主义评论家苏珊·格巴指出：女性创造力，最早起源于居家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和发展（Gubar， 1986： 297），生活经验和创造性活动结合，使得女作家拥有更私人化的自我表达方式，如自白诗、自传、书信和日记，因此普拉斯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
　　20世纪70至90年代， 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 翻译活动的历史、文化、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 翻译不再被看成一种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 而是置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多重语境中的复杂过程。翻译理论中传统观念如忠实、等值、“同一”受到质疑。在这种翻译研究的宏大背景下，在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推动下，一批女性主义评论家和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得以确立，力图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作为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的性别化视角日益受到重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肯定了译者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丰富了原文内涵，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创造性。它侧重考察译者本身的性别、观念、意识形态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从性别视角审视译者主体性。
　　贝索珊（Albert Bensoussan）认为，传统译论中，译者忍耐、服从、受制于人，虽然偶尔也强悍，但多数情况下译者在后，在下，只是后期的配音。译者用自己的语言使作者面世，而自己被遗忘。译者被强取豪夺了自己的言语，作者的言语才是高明的言语。（Levin 1991： 183）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可翻译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写作，性属差异作为一种颠覆性因素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上，还构成了操纵性翻译的基础，通过翻译投射出的“她者”印记被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称为“翻译效应”（translator effect），即译者通过各种方式彰显自己的主体身份，彰显本人的鲜明特征，在序言、评论、文学选集、脚注等各种文本领域有意识地担当起阐释者、教育者，甚至学者的角色。
　　The Bell Jar 的三个中译本，由于出版社意识形态导向、译者的性别文化身份、历史社会语境的不同，在出版序言、宣传腰封、译者阐释、译文操作上均体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彰显了译者的主体身份，实现了对读者阅读期待的引导和操纵
　　2. 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翻译文本的不同呈现
　　女性主义思潮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影响在前言和脚注中体现尤甚。1970年代以来，出版作品附加的宣言、理论分析、前言、脚注越来越多，涌现出一股译者变得越来越“可见”的潮流。译者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性别化的“重写者”，纷纷介绍、评论、撰写学术文章，在翻译文本中附上译者的生平介绍，引起读者对翻译者贡献的关注，“隐形的译者”概念受到全面挑战。“性别”作为翻译文本生产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使翻译研究走出传统研究的窠臼，译者不再屈从于作者和原文，女性话语权得以延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重写原文成为可能，出现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参与妇女运动，自觉地、公开地对翻译文本施加影响的译者。弗洛图（2011）评价说，加写前言和脚注实际上成为女性主义的常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成为宣扬译者女性主义意识的主要阵地。比起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干涉手段，在序言、跋、脚注中建构女性观念体系是比较容易的策略。三译本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个人背景、思想倾向、赞助者、出版机构，而“译者序”作为一种元文本（paratext）重构结果，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角色。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者序和其余两个版本的态度取向形成鲜明对比。译者认为：与《麦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J. D. Salinger）一样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创作了另一部关于美国青年成长的小说（朱世达，2014）。普拉斯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抑郁症患者，通过自传描述自己的世界和这世界里的人们，“像是从钟罩的扭曲的透镜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来描述。”（同上： 7）序言还转述了罗伯特·洛威尔对普拉斯的评价，“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女人，更不再是一位女诗人……时而充满幻想，赋之以少女的多情的魅力，时而限于妖妇的叽叽喳喳……”此处的“少女”与“妖妇”作为父权、男权社会塑造的刻板女性形象，映射出上世纪美国文化传统对女性写作的偏见和贬损，如今还顽固地左右着21世纪的中国译者对普拉斯其人其作的认知。
　　朱世达的译序反映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的遭遇：女性书写不是充满忧郁的、多愁善感的写作，就是缺乏表现主题的广度和深度，缺乏历史感和客观性，其基调是“绝望、压抑、空虚、痛苦”，难以和男性写作并驾齐驱。译者提及了艾米丽·狄金森，伊丽莎白·毕肖普，但笔锋一转，用哈特·克莱恩，司考特·菲茨杰拉德和爱伦·坡的诗歌体系来理解普拉斯在美国文学的位置。
一部女诗人的自传要以男性诗人的视角为标尺，置放于菲茨杰拉德、塞林格、德莱塞的男性文学传统中来审视，女诗人的文学谱系在此被割断，在大一统的总体文化语境中，女作家、女诗人们形单影只地、孤魂野鬼似地游荡在话语体系中。
　　2011年译林版《钟形罩》的序言与腰封的宣传定位则强调了普拉斯作为女诗人的绝望、焦虑及其在中国诗人内心引发的共鸣：“这既是女性特有的、幽深的秘密，也是诗人之间心灵互通的秘密。”（序言：1）
　　出版社邀请著名女诗人蓝蓝撰写了《普拉斯：灵魂的表姐妹》，详细记录了蓝蓝从对普拉斯的误解、偏见到认同、理解的心路历程，折射了普拉斯诗歌对80年代中国诗歌运动的影响。
　　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场异彩缤纷的诗歌实验，北岛、芒克、舒婷、翟永明等新生代诗人冲破了文革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氛围，情感迸发地抒写自我，时逢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翻译，尤其是对英美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方兴未艾，个人化风格鲜明的现代美国女诗人普拉斯走进了这群诗人的视野。1987年漓江出版社发行赵琼、岛子翻译的《美国自白派诗选》，在此之前，普拉斯诗歌在中国大陆民间的传阅和模仿已如火如荼地开展，公开出版使得这股“普拉斯自白风”势头更猛烈；当代中国女诗人竞相仿效普拉斯，推进了自白诗的发展；普拉斯成为中国女诗人创造新诗学、探寻另类诗性和女性意识的新途径。
　　最后一个译本《瓶中美人》属于台湾先觉出版股份公司“缪斯系列”丛书之一。该出版社是一家推广女作家作品或描写女性成长及精神历程作品的女性主义出版社，这个系列的其他作品还有郑至慧翻译的《梦回藻海》。《梦回藻海》由于赞助机构与译者强烈自觉的女性意识，着重在序言、封底揭示了女主人公疯癫受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压迫的实质，这也构成译者郑至慧翻译实践的总体指导思想：明确地表现出译者干预性，为疯女人确立主体身份（吕晓菲，2013： 87-91）。
　　本文以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半自传小说The Bell Jar为例，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参照，通过这部融合了作者个人经历和治疗体验的小说在大陆、台湾的三个中译本，透视因译者相异的性別意识形态及所处社会环境，使得译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旨在为女性主义翻译这个特殊视角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希望有助于引发对该领域研究更深刻的思考。
　　3. 女性主义译者的操控手段
　　The Bell Jar的三位译者中，郑至慧是台湾妇女运动的先锋，是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女书的学者。生于1950年，1972～1978年在美国学习时，接受了女性主义思潮，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郑至慧终生未育，终生为女性主义奋斗，并得到丈夫的支持与理解。从美国回台湾后，她担任《妇女月刊》主编，创办《妇女新知》月刊，于1987年成立妇女新知基金会，这一时期，她出版了很多著作、译作，如《她乡女纪—阅读女人的创作版图》、《台湾女性文化地标》、《女性主义经典》。与妇女运动先锋——顾燕翎合编《拒绝做第二性女人》，与顾燕翎合译《男性解放》，与黄毓秀合译《新女性心理学》。她与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在台湾兴办了一个女性主义书店，专卖女性主义书籍，举办女性主义文化沙龙，她人生的最后20年，基本都在女书店度过。据笔者研究，郑至慧选择翻译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女性色彩，在翻译实践层面更是注重凸显女性体验和女性意识，所以可以称作是一位女性主义译者。可惜的是，学界对她的关注不多。
　　她在翻译这部普拉斯唯一的自传体小说时，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调试性、改写、操纵倾向，或加入表现性别的词语表达，或从女性审美视角阐释并烘托女性心理，凸显女性特质，通过这种操纵，彰显差异，更多地赢得了女性话语权。以下通过若干实例，分析各位译者的翻译实践以衬托郑至慧与众不同的操纵特色。
　　3.1 语言的调试性处理
　　译者性别意识程度的强烈或淡薄，会在翻译实践中将译者本人的理解传递到翻译文本中。不同译者出自不同的性别意识立场，对于那些不合自己观点的文本，会采用改正、调试性手段，使得译文与原文相比，产生偏差，但操纵色彩较弱。
　　在《钟形罩》译本比较中，以郑至慧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译者，以女性主义的“真理”为名，对于偏离女性真实体验、将女性物化的表达进行质疑、干预并做出改变，导致同一原文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具体翻译操作中，中国大陆杨靖的译本在序言中暗示一定的女性立场，亦步亦趋地忠实于原文；而台湾的郑至慧受台湾妇女运动影响，在出版机构的支持下，可以更自由地在语言上标记性别差异，她的译本在翻译操作上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1）Finally I could see the nice girl was going to end up with the nice football hero and the sexy girl was going to end up with nobody， because the man named Gil had only wanted a mistress and not a wife……（Plath， 2005： 42）
　　郑至慧：看到后来，我终于明白那个乖女孩会得到那个乖足球英雄，而性感女孩将一无所获，因为叫吉欧的男人只想调情，不想成家……（2009： 56）
　　朱世达：最后，我可以看得出来，那可爱的美女和那可爱的足球明星将以相互结合而告终，而那个性感女郎却将两手空空，因为那个叫吉尔的男子只想要个情妇耍耍而已，并不想娶她为妻……（2014： 44）
　　杨靖：最后，我看出来了，那个可爱的女郎最终会跟那个可爱的足球英雄结合。那个性感女郎则两手空空，因为那个叫吉尔的男子从头到尾只想找个情妇玩玩，压根没打算娶她为妻……（2011： 36）
　　三位译者在对“nice”的解读上出现偏差，郑至慧将其解读为“乖”，生动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女性身份的失落；其他译者理解为“可爱”；原作中主人公埃丝特在和同伴观看电影时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立场，觉察出影片其实是在规劝女性顺从父权制，当个乖女生，顺从社会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期待，就能得到美好人生，反之，若是逾越界限变得“性感”，只能一无所获。“乖”正是强调了顺从的含义，与之相比，“可爱”弱化了作者对女性一味顺从父权社会期待的不满、批判，并且有将女性物化，沦为凝视、观赏对象的倾向，这点正是原著作者普拉斯竭力反抗的。
（2）I decided to practice my new， normal personality on this man who， in the course of my hesitations， told me his name was Irwin...（Plath， 2005： 226）
　　郑至慧：我决定做个练习，用新生而正常的人格，和这人相处。我还犹疑不决呢，他已告诉我他名叫鄂文……（2009： 280）
　　朱世达：我决定在这个男人身上试一下我这个新生的正常人格，正在我犹豫不决的当儿，他告诉我他叫欧文……（2014： 242）
　　杨靖：既然我刚获新生，我决定在这个男人身上试试看滋味如何。正当我犹豫不决的当儿，他告诉我他名叫欧文……（2011： 194）
　　此例描写了埃丝特与教授欧文邂逅，动了破处女之身的心思，一方面可以报复男友的不忠，另一面也反抗了女性婚前保持贞洁的文化传统。在翻译操作中，郑至慧补充了原文没有的“和这人相处”，突出了是埃丝特对“处女”、“贞洁”观念的反抗，与其他两种译文相比，埃斯特自甘堕落的性质淡化了，郑至慧强调，之前的埃丝特是不折不扣的处女，若是去了欧文家，自己将不再“纯洁”，所以对埃丝特来说，是否与教授欧文上床，属于重大决定，补偿性地译为“和这人相处”，突出了埃斯特的犹豫、彷徨，毕竟要与保守的文化传统决裂，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埃斯特是犹豫，甚至恐慌的，郑至慧的补偿性调试较好地把握了埃丝特这一微妙心理。
　　（3）Ever since I’d learned about the corruption of Buddy Willard my virginity weighed lik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It had been of such enormous importance to me for so long that my habit was to defend it at all costs. I had been defending it for five years and I was sick of it. （Plath， 2005： 228）
　　鄭至慧：自从知道宝弟·魏乐的劣迹后，我的童贞就成为沉重的负担，像套在颈上的磨石。长久以来，童贞对我如此重要，使我养成了誓死捍卫的习惯。我捍卫童贞已有五年之久，受够了。（2009： 282）
　　杨靖：自从我获悉巴迪·威拉德的腐化之后，我的贞操一直像磨石一般沉沉地压在我的脖子上。长久以来，贞操对我都是那么重要，我总是下意识的、不惜一切地维护它。我已经捍卫了五年时间，现在我腻味了。（2011： 196）
　　朱世达：自从我获悉巴迪﹒威拉德的腐化后，我的处女贞操一直像磨盘般沉沉地压在我的脖子上。这么长时间来，对于我，贞操曾经显得那么重要，我习惯于不惜一切地维护处女贞洁。五年来，我一直在护卫我测贞洁，现在我对它只有厌恶。（2014： 245）
　　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自传、诗歌、个人经历体验均相互参照和指涉。此例和她的创作经历密切相关，她曾于1958年《树里的处女》一文中讽刺“处女”这一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锁：这辛辣的传说多有教益/多讥讽！它在此戏仿/绣在刺绣样本上的谚语中那道德的老鼠夹/那老鼠夹赞同被追逐的女孩们奔向一棵树/并穿上树皮的修女般黑袍/那将抵挡所有的/爱欲之箭……（83）。处女、母亲、孩子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对女性的物化潮流。美国社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赋予女性固定的社会角色，让整个社会安定而规范，男子被预期为家庭支柱，女性则回归家庭。自传中埃丝特实习的杂志就是教导女性如何取悦男性，回归家庭做称职主妇的读物，广播、电台、专家都在强化这一意识形态。故而郑至慧的译文——“受够了”与“腻味”、“厌恶”相比，与“sick”的原意产生偏差，却较好地展现了埃丝特对母职、处女、贞洁宣传的绝望之情。
　　3.2 劫持原文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认可挪用（appropriation）原文，为女性主义意图服务的做法（Flotow 2001： 324-326）。比如哈伍德（Harwood）声明：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因此我在一个译本署名意味着：此译本使用了所有翻译策略，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同上：326）例2证实，译者郑至慧在翻译实践上实现了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致，凸显了对女主人公的理解和同情。下面的例文比较显示了这一点。
　　（4）Mr. Manzi would glance at me now and then and see me writing， and send up a sweet little appreciative smile. I guess he thought I was writing down all those formulas not for exam time， like the other girls， but his presentation fascinated me so much I couldn’t help it. （Plath， 2005： 37）
　　郑至慧：曼兹先生不时瞥我一眼，见我写个不停，便奉赠我一个多情的会心微笑。我想，他一定以为我一字不漏地抄写公式，动机和其他女生大不相同：别人写是为了应付考试，我是情不自禁，为他的台风倾倒。（2009： 49）
　　朱世达：曼兹先生时不时往我这儿瞧上一眼，见我在书写，送来一丝甜蜜、赞赏的微笑我捉摸他一定以为我抄写下所有那些公式，我并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是为应付考试，而只是因为他的授课吸引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要把一切记录下来。（2014： 38）
　　杨靖：曼兹先生不时撇我一眼，见我在写着什么，就朝我亲切地微笑表示赞赏。我想他一定以为我正在抄那些公式，不像其他姑娘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被他的讲课吸引，因而情不自禁。（2011： 31）
　女性主义翻译学者格达德（Godard）曾批评伊里加蕾和西苏学术思想的英译本，指责这些译本将原文本纳入目的语主导的经典意识形态中，化“异”为“同”，完全不考虑伊里加蕾作品的多义性，成为单义性文本，故而作者伊里加蕾的意图被曲解。（Flotow， 2004： 102）
　　此例中，三译本呈现出多义性，与朱世达、杨靖的译文比较，郑至慧的译文展现出对化学教授的强烈嘲讽，郑至慧将“sweet appreciative smile”翻译为“多情的会心微笑”，将“fascinated”译作“为……倾倒”，而实际上埃丝特在课堂上一边装作专注听讲的样子，一边在写十四行行诗，教授却误以为埃丝特作为一个文科优等生，却这么执着于完全不擅长的化学课程，肯定被自己的授课魅力征服了，郑至慧的译文体现出强烈的反讽色彩，突出了埃斯特的顽皮、恶作剧心理。
　　（5）For one crazy minute I thought Joan would refuse to call a doctor until I confessed the whole story of my evening with Irwin and that after my confession she would still refuse， as a sort of punishment. But I realized that she honestly took my explanation at face value， that my going to bed with Irwin was utterly incomprehensible to her， and his appearance a mere prick to her pleasure at my arrival.（Plath， 2005： 231）
　　郑至慧：我突发狂想，以为我若不和盘托出整晚与鄂文在一起干的好事，琼恩就不会答应替我找医生，就算我说了，她为了要惩罚我，也还是拒绝叫医生来。但很快地，我就知道她对我刚说的话确实没起疑，根本想不到我会和鄂文上床。我来，她很高兴，见到鄂文只是有点不痛快罢了。（2009： 286）
　　朱世达：在一刹那的疯狂之中，我想，在我和盘托出晚上跟欧文厮混的事之前，她一定会拒绝去给大夫打电话的；然而，即使我全说出来，作为一种惩罚，她仍然会拒绝。但我随即意识到她完完全全、一字一句地相信我的解释，我跟欧文上床寻欢对于她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欧文的出现只是稍稍冲淡了一点我的到来带个她的欢乐。（2014： 248）
　　杨靖：刹那之间，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在我和盘托出晚上跟欧文厮混一事之前，她一定拒绝去给大夫打电话的。而且，即使我全供出来，作为一种惩罚，她仍然会拒绝。但我继而意识到，她其实无意深究我的托词，我跟欧文上床一事对她来说完全不可理喻，欧文的出现只只是对她因我到来而产生的喜悦的刺伤。（2011： 252）
　　郑至慧用委婉语“一起干的好事”，暗示埃丝特与欧文发生了性关系，与朱世达和杨靖的“厮混”比较，多了对女主人公的同情和理解；朱世达翻译的 “上床寻欢”与郑至慧、杨靖翻译的“上床”相比，突显的是女主人公玩世不恭的心理，与他的译本序言相呼应：“她对于周围世界—她自己的邻居空虚的家庭生活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译序： 5）
　　（6）To the person in the bell jar， blank and stopped as a dead baby， the world itself is the bad dream. （Plath， 2005： 237）
　　郑至慧：钟形瓶里的人，如死婴般被困住，面无表情，人世本身就是噩梦。（2009： 294）
　　朱世达：对于笼罩在钟罩里的那个人，那个茫然的、像死婴一般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2014： 255）
　　杨靖：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2011： 204）
　　例6出自小说最后一章，是对The Bell Jar象征含义的最终总结，是全书点睛之笔。埃丝特曾跟随男友去医学院实验室看过钟形罩里死去的婴儿，感同身受地将社会比喻为钟罩，自己就是被传统习俗扼杀、无法尽情施展才华抱负的死婴。郑至慧的译文中，几种与作者密切相关的意象都出现了，“被困住”更是传神地将女诗人面临的困境传达出来；杨靖的译文中少了 “死婴”这个重要意象，是件遗憾的事；朱世达将“blank”理解为 “茫然”与郑至慧的“面无表情”产生分歧，据原文情境，钟罩中被困的婴儿已经死去，自然不可能有“茫然”的表情，所以郑至慧“面无表情”的形容更为恰切。
　　（7）“Irwin，”I said nervously， “bring me a towel.”...（Plath， 2005： 229）
　　郑至慧：“鄂文，”我紧张地说，“给我一条毛巾。”（2009： 283）
　　朱世达：“欧文，”我神经质地喊道，“给我拿条毛巾来。”（2014： 245）
　　杨靖：“欧文，”我紧张地喊起来，“给我拿条毛巾来。”（2011： 196）
　　例7是埃丝特与欧文发生关系后大出血引发的恐惧。埃丝特之前是处女之身，是下了很大决心准备放弃这个备受传统赞美的女性身份。但是第一次大出血出乎意料，20多年来头一次经历这种血腥场面，所以埃斯特心中更多的是恐惧、紧张。郑至慧和杨靖将女主人公五味杂陈的紧张情绪传达了出来，而朱世达用“神经质”来描绘主人公，埃丝特恐惧的内心又一次在翻译中被遮蔽。
　　4. 结束语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放了女性译者的同时，也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创造性；翻译是重写，可以为女性代言，“忠实”是对译者和作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而言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没有一种文本是中立、原创、具有普遍意义的，任何文本都带有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标记，处于女性主义思潮时代的女性主义读者、改写者，若处于有利于生产女性主义作品的環境中，很有可能创作出符合这种思潮的文本，翻译在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背景下，是创作，并非复制（Flotow， 2004： 105）。
美國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诗歌走入中国视野，引起中国诗人效仿，改进了中国新诗传统，随后，普拉斯的自传得以发掘，自传的三译本诞生于中国大陆、台湾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中台湾译者郑至慧不仅在序言、扉页中明确展现了女性主义立场，还在微观操作上努力让女性发声，让女性被听见、被看见；大陆的杨靖忠实的翻译赢得诗人蓝蓝的赞赏，译本接受效果良好，加上蓝蓝颇具女性色彩的介绍，此译本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义立场；朱世达在译者序言就把普拉丝定位成男性文学传统的模仿者：女版“塞林格”成长小说，翻译时更没有注意自传中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得女性身影、女性声音被遮蔽。大陆也缺乏像台湾先觉出版社这种大力引进外国女性图书的出版机构，事实上，出版机构、赞助人对建立女性主义翻译文学系统不可或缺，台湾女性主义译者郑至慧大胆的操纵策略更是为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提供了范本，值得思考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Plath， S. The Bell Jar [M].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Edition， 2005.
　　Susan， Gubar. The Blank Page and the Issues of Female Creativity.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M]. 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Von Flotow， L. Translating Women [M]. U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11.
　　Von Flotow， L. 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冯 冬 译.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刘 岩、马建军、张欣 等.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20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吕晓菲.Wide Sargasso Sea四个中译本比较研究[J]. 外语研究，2013，（5）： 87-91.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朱世达 译.钟形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杨靖 译.钟形罩[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郑至慧 译.瓶中美人[M]. 台北：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张晓红.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An Exploration of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ell J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
　　LV Xiaofei & DAI Guiyu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School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 affirm the individual translator’s creativity， allowing feminine elements into the translated text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Sylvia Plath’s autobiography The Bell Ja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or’s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ages of spiritual breakdown and identification crisis demonstrate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translated texts. The translator with gender consciousness reveals her feminist signature through the strategies of footnoting， prefatory remarks and rewriting， making women’s voices heard.
　　Key words： confessional poetry； Sylvia Plath； feminist translation； woman-handling